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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庸为何切断萧峰、张无忌和韦小宝的成功之路?

读司马迁的《刺客列传》,就很难用现代情感去代入荆轲一类的游侠,作为门客,他们会轻易地为一句赏识,割一颗头颅,有点没来由地舍生取义,只能在古典的纲常伦理中找到合理性。包括读梁羽生,也有如此感受。

《天龙八部》的四大恶人,各个身世悲悯,不存在天生的恶,只有世道和命运的悲。惩善扬恶,也是因循因果。所以他处理两大“恶”的代表——真小人左冷禅和伪君子岳不群,也绝对没有“鲁提辖拳打镇关西”的肆意,更多的则是“可惜了乎“的心态。

1983年香港TVB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里,黄日华饰演的郭靖,翁美玲饰演的黄蓉,都是影迷心中永恒的经典。图片来自网络

(原标题:金庸为何切断萧峰、张无忌和韦小宝的成功之路?)

金庸生于民国初年,生平贯穿整个中国现代史。他继承了江南大族的学养和精神因子,在风云莫测的政治变迁中锤炼洞察力,最后在自由竞争、派别鲜明的报业生态下中明确了自己的人本立场。

《大公报》的同事、画家黄永玉曾评价金庸,“他应该干别的事,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?”金庸15部书,一箩筐《明报》社评,绝不只是留下文化人美名,最可贵的,是他一直试图播种贯通中西的人文精神花朵。

他的武侠世界,底色是古典精神,文人士大夫的气质被注入江湖天地,侠客们通行的主流价值观是重义轻利,即使处庙堂之远,极少受到律法约束,也自觉遵循礼义仁智信的规训。

1983年香港TVB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里,黄日华饰演的郭靖,翁美玲饰演的黄蓉,都是影迷心中永恒的经典。图片来自网络

金庸生于民国初年,生平贯穿整个中国现代史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

1995年版《神雕侠侣》。图片来自网络

金庸生于民国初年,生平贯穿整个中国现代史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

2003年内地版《天龙八部》中,胡军饰演丐帮帮主乔峰。图片来自网络

节制的一大表现就是悲悯——谁来怜我世人,忧患实多。金庸的书,最是痛惜底层,写萧峰站在战功赫赫的成吉思汗面前,却只道“不止积了多少白骨“,这就是现代意识,有孔子的仁民爱物,也有西方的人道主义。

1994年,青年学者王一川将金庸列为20世纪文化大师第四位。也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,金庸从通俗文学进入精英文学的学术范畴,虽然招致了一些批评,但可以视为求全之责。早在身前,他已留得青史美名。

 2003年内地版《天龙八部》中,胡军饰演丐帮帮主乔峰。图片来自网络

节制的另一大表现就是对于庙堂的分寸感。金庸对权力和权力的话术是警惕的,《笑傲江湖》就是一出政治寓言。所以他笔下的大男主们都未能踏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路。萧峰、张无忌和韦小宝最后都自觉地远离了权力,不接受政治对人的异化。萧峰几次觉醒,勘破了血缘伦理的非理性和民族国家的虚妄,最终意识到只有人性的大爱才是最可贵的。天下第一高手止戈为武,最终完成了萧峰的自我构建,也完成了金庸理性、启蒙,高度人文精神的自我构建。荡开一笔,金庸很少塑造完人形象,萧峰是完人,但是他安排微不足道的阴差阳错去毁灭他,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。

金庸成长的时代,中国正“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”,古老的礼法丧失了它的政治资源,各种意识形态在真空中碰撞,新的现代文明等待建构。武侠小说很大程度就是在重新清理传统文化资源。江湖有江湖的规矩,但规矩不是重新书写的,而是传承了以往的知识系统。金庸提炼了“侠”的核心精神。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”借由郭靖、萧峰的人物形象影响至远。他们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描述得那样快意恩仇,表现得更多的则是隐忍自律,是一种极高的道德标准。

但金庸小说就不设这样的心灵困惑,他深度挖掘了大多数主人公的人性,运用了很多心理学的方法,按照合乎现代性的人格,自然而然地推动情节的发展。比如,他觉得马夫人康敏是最具有文学性的人物,可惜电视剧每每将其潘金莲化。这样的人物个性不再是是善恶二元,更多的是理性对情感的节制。

1995年版《神雕侠侣》。图片来自网络

一方面是清理传统,一方面是汲取新知,融合中西。金庸为他的侠做了一些创作性的转化,可以看做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精神书写,既符合古典道义,也符合现代性的人格。比如他写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,就是对礼教的反叛。然而谁能否认杨过和小龙女是守信讲义之人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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